霸权更迭、俄国革命与“庶民”意涵的变迁——重返“五四”之一

"五四"新文化运动的转向和"五四"学生爱国运动的爆发,在某种程度上都可视为"欧战"(第一次世界大战)的后果。"欧战"的后果不仅是协约国战胜同盟国,还标志着"20世纪文明"对"19世纪文明"的克服与超越。具体而言,"欧战"标志着"19世纪文明"的"总体危机","俄国革命"则成为了"20世纪文明"的起点,借用霍布斯鲍姆"短暂的20世纪"和阿锐基"漫长的20世纪"的历史分期,"欧战"的意义也许还能进一步被理解为是为资本主义的霸权更迭铺平道路,而"革命"则意味着对这种霸权更迭的"突破"。正是在这个由"战争"与"革命"构造的双重视野中,以陈独秀和李大钊为代表的《新青年》同仁们在思想上经历了"从威尔逊到列宁"的深刻转变,进而试图将"新文化"召唤出来的"新主体",与"庶民"这一"胜利的主体"和"历史的主体"联系起来,为"后五四"时代从抽象的"人"向具体的"人民"逐渐转化奠定了基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