摘要
阿伦特借助于康德审美判断的理论模式,重构出康德的政治哲学,进而奠定了她的公共领域理论的价值标准:政治判断者优位于政治行动者。但这种非凡的洞见建立在盲视之上:她忽视了崇高判断和目的论判断的理论模式。这种盲视虽然出于规避极权主义的理论初衷,却使公共领域变得无为,同时也窄化了康德美学的政治可能性。其中的原因在于,她的公共领域理论依赖于一种剧场隐喻。她虽然意图通过消除共鸣机制而让观众(旁观者)获得反思的主体性,却忽视了演员(行动者)获得反思性的可能性,所以她未曾出离于亚里士多德-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。本文通过分析布莱希特戏剧观与康德哲学的同构性,对阿伦特的剧场隐喻模式提出批判,以图矫正阿伦特的公共领域模式。
| 源语言 | 简体中文 |
|---|---|
| 页(从-至) | 28-34 |
| 期刊 | 文艺理论研究 |
| 期 | 5 |
| 出版状态 | 已出版 - 2011 |
关键词
- 公共领域
- 行动
- 审美判断
- 剧场隐喻
- 旁观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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