江南文化与徐迟（上）——“我”与“报告”的动力机制

1996年徐迟坠楼离世，为世人留下一个无尽的“猜想”。徐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曾为现代派诗人，并涉猎小说、翻译、乐评、学术等诸多领域，新时期以来则以“科技报告”名扬天下。徐迟是怎么走到这一步并成为“这一个”的？他为何能在新时期的中国文坛“重焕青春”又“意外”凋零？其创作与离世之间有关联吗？“科技报告”在徐迟的整体创作与现代意识中究竟居于怎样的位置？这些绝不仅是徐迟“个人史”的问题，还关涉着新时期的思想开端、内涵与现代派论争的渊源。将徐迟的创作置于抗战以来中国文学探索转型的大背景中，通过考察徐迟的文学活动——包括构思、采访、交游、书信、论争等，可以解答上述问题。徐迟成名后的书写与文集编纂无不贯彻着抗战与新时期（特别是“三十年代”与“九十年代”）的对话。“抗战一代”的记忆、文化与江南文化规制了他的书写气象、格局与命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