摘要
在师陀研究中存在诸多疑点:为什么师陀要极力撇清与京派的关联?那"始终沉着"的文学叙事,缘何而来?更重要的是,他为什么不入党、亦不加入左联?在1935年参加了"一二·九"运动后,师陀为何没有奔赴革命圣地延安,却转道并长居上海?这诸多问题都要追溯到师陀的童年:一个被母亲虐待、四方受气挨打的懦弱孩子,他只能逃到旷野上躲避打击,自我抚慰。这种创伤性的记忆和反应模式,规制了师陀的写作风格与人生走向,并促发了他对故乡中原杞县的文化皈依与身份认同。在师陀创伤性的文学感悟与其创作"历史化"的文学抱负间,存在难以协调的矛盾。如何把创伤的"禁忌"转化为公共层面的"可说""可见",是师陀与地方河南共同应对的现代考验。
| 源语言 | 简体中文 |
|---|---|
| 页(从-至) | 12-26 |
| 期刊 | 山西大学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 |
| 卷 | 40 |
| 期 | 4 |
| 出版状态 | 已出版 - 2017 |
关键词
- 师陀
- 创伤
- 历史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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