傅兰雅“求著时新小说”征文与中国文学近现代变革的预演——兼及晚清“立人”观的出现

<正>胡适曾经说，“五四”白话文的局面，如果没有胡适之和陈独秀这班人提倡，“至少也得迟出现二三十年”^（1）。胡适这话虽然主要彰显他的自信，但也尊重了历史发展的客观性，没有极度夸大个人作用，没有否认个人之外更强大的社会发展的推动力，表明白话新文学没有胡适之们必定仍会出现。它暗示了白话新文学的变革一脉已经潜藏在历史发展的滚滚洪流中。当我们聚焦“五四”白话新文学革命的时候，自然会追溯晚清白话文运动；而当我们聚焦于晚清白话文运动的时候，还会扫描它周边与文学变革相关的苗头。当笔者细读1895年傅兰雅所征集到的“时新小说”文本后，更加确信“五四”新文学革命是历史发展中文学变革不断积累的结果，虽然胡适这班人的历史功绩不可抹杀。美国学者韩南的《新小说前的新小说——傅兰雅的小说竞赛》一文对傅兰雅的“时新小说”最早做了研究，声称傅兰雅“发出了对特殊的新小说的第一声呼唤”，因为这种新小说“必须反映当下为民族所关注的社会问题，必须遵循某些使之区别于传统小说的规则”^（2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