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自居于士类者”的突围——新文化运动的“切身性”问题

<正>自20世纪初梁启超提倡“民史”，中国历史书写的主语开始从“帝王将相”转向“民众”。自马克思主义传入华夏，先进人物讲求唯物史观，社会、经济基础就成为了治史者极为关注之物。不过截至当下，“民史”究竟写到了何种程度，社会、经济基础是否得到了治史者真正的关注，却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。新文化运动研究即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个案。虽然已有罗志田、桑兵、王奇生、周月峰、袁一丹等学者的持续努力，使此研究领域成果斐然，但目前的新文化运动研究仍有两个明显的、值得反思的侧重：一个是仍多侧重既有历史叙述中最显眼的人物、学校和报刊，另一个是仍多侧重运动造成的结果 （其是否真为运动所造成，则可再议）。